中国持续20多年来的低生育率不仅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惯性的结果，更是社会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的结果，低生育已具有自愿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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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扭转低生育率，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包”正频频抛出。

近期，杭州官宣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杭州之外，济南等地此前也出台鼓励生育，尤其是生育二孩、三孩的资金补助政策。

在少生优生已经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主流观念的当下，如何解决生育下降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除了近年生育政策放开后有过短暂的回升外，整体上看仍趋于下降，并且远远低于更替水平。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1.3，不仅低于全球平均2.47的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1.67的水平。一胎出生人数及占比下滑速度更快。自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数从2016年的1867万下降至1062万人，其中一胎占出生人数的比重从47%下降至44%，而非一胎占比从53%上升至56%。

低生育水平所引发的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出生率不断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下降甚至消失，劳动力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龄化不仅会加重财政养老负担，还会导致社会储蓄率下降，降低投资率，以及减缓国家创新的活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中国持续20多年来的低生育率不仅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惯性的结果，更是社会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的结果，低生育已具有自愿性的特性。

从人口学方面看，育龄妇女减少尤其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减少是导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时期，我国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是生育成本增加抑制了生育水平的提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不断提升，孩子带来的效用下降，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父母收入）却不断增加，父母的生育意愿随之下降。二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家庭预期收入下降，进一步加大了生育意愿下行的压力。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是劳动力市场、工作—家庭之间分工安排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加强了女性不生育动机。二是受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念已从追求“结婚生子”转变为优先满足个人“消费、自由、旅游、工作”等享乐需求。

实际上，仅仅通过生育补贴来提振生育水平效果有限。生育补贴政策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为促进欧洲生育水平回升，欧洲实施了带薪休假、儿童照料及生育补贴等家庭政策。基于欧洲数据进行分析，生育补贴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样的结果可能与财政支持水平较低和政策目标偏差有关。

近日，我国多地出台生育补贴政策，以杭州为例，杭州拟向二孩、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20000元，仅占当年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3.5%和14%。总的来看，仅仅通过生育补贴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以此来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将十分有限。

完善生育政策体系，提振一孩生育率。由于生育具有递进的特性，需要确保低孩次生育率提升或恢复，才能保证未来我国整体生育率提升或稳定。鉴于引起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要从各个方面去完善，而非仅仅是发放生育补贴，或是仅仅鼓励二孩、三孩。

因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完善生育政策体系：一是扩大普惠优质托育服务供给，降低私人成本。欧洲经验表明，托幼服务将对年轻一代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完善产假、陪产假制度，缓解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三是加强生育文化宣传，引导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加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文/李晓晴(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