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李晓鹏 著 天地出版社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他做了不少调查,比如发现田地里夏天种的麦子已经枯死,而秋天该种的麦苗也没有种上。河道两侧纤夫没有完整的衣服穿,下地干活的农民面黄肌瘦,民间盗匪猖獗,尤其是青州地区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而来的流民说,江南、浙东都是逃难的流民,纳税人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粮食储备甚至不够十天。如此这般,李东阳在给明孝宗朱祐樘的奏章说道:“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发生。”


(资料图)

朱祐樘在读过奏章后大为震惊,他想起了一件事:之前他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而他多次推托。直到朱祐樘下了死命令,年近七十的刘大夏才勉强接受。朱祐樘问刘大夏:“为什么朕多次任用而你当兵部尚书,你都以病推托?”刘大夏说:“臣老了,而且有病。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了,万一出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而我估量自己没这个能力解决问题,所以推辞不受。”

这次朱祐樘在读过李东阳的奏章后,又想起了刘大夏,连忙召见想问个清楚。朱祐樘提到自太祖开国以来,征敛有常,为什么还会有今天的状况?刘大夏说道:“问题就在于没有做到征敛有常。比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这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只是小事,其他的各种征敛可想而知。”朱祐樘又问了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说军队和百姓一样穷。驻扎军队虽然每年有口粮,出征有补贴,但一大半都被将领们克扣了。朱祐樘想到,既然国也不富民也不富,银子都去哪了呢?

朱祐樘想到了这里,叹息自己虽然当了这么久的皇帝,却不知道天下军民穷困,于是下诏严禁无常的征敛,但根据之后的情况看,政令只管了一时,之后又恢复了原样。

被《明史》称为与汉文帝、宋仁宗齐名的明孝宗朱祐樘,确实有着儒家优秀君主的言行,但是在他治理下的国家更好了吗?事实或许并非我们想的那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以经济学思维与数据分析方法,探究历史上王朝政治的治国效用。以《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一书,讲述汉唐明这三个大一统王朝的经济、军事、民生状况,尤其是作者并非从传统的儒家道德的层面来评价王朝政治,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王朝盛世背后,民间的真实情况,再对帝王传统的评价和执政得失做出分析判断。全书始终贯穿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君主是否能治理好天下?

作者认为在《明史》中的仁主代表明孝宗朱祐樘,在书中的记载背后还有着另一层看法。朱祐樘是一个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他5岁被立为太子,17岁登基,接受了12年的储君教育。没有挫折顺风顺水的太子之路让朱祐樘的人生观更为理想化,在他的心目中,完美的世界就是儒家思想描绘的世界,只要是圣君贤臣当政那就能治理好一切。

朱祐樘一上台就效法父亲,革除上一代遗留的弊病。首先他先把父亲重用的那帮国师、法王、和尚都给赶走了,然后把宦官梁芳下狱,流放奸臣李孜省,罢黜了靠投机逢迎上位的首辅万安,前后驱逐了一千多个名声不好的官僚。

在这之后,朱祐樘起用了一批公认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之外,还增加了午朝,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讨论治国方针,他对政事亲力亲为从不让太监代劳,不修宫室,不近女色,听取臣下建议不独断专行,也从不廷杖大臣。朱祐樘一辈子努力做一个儒家理想君主的模样。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样一个君主并没有带来百姓生活的提升,反而让百姓生活困苦,贪官污吏横行。而当朱祐樘明白这些时,已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作者在书中无情揭露这种儒家治国理念中的虚伪之处,朱祐樘是个勤政的皇帝,那些大臣们经常和皇帝在朝堂上讨论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但散会后,决策布置下去了,下面很快就返回了报告,无非是皇上的决策很棒,革除了弊病,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只会写漂亮报告应付上面,该强占民田的强占民田,该收钱干预司法的继续收钱。

儒家的治国理想很美好,但看重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认为君主以身作则,官僚们上行下效人人向善,天下就美好了。但忽略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只要有一点恶就能激发起无穷的恶。作者并没有否认儒家思想中善的重要性,并认为按照那套逻辑确实是有向善的影响力能被激发出来。他主要认为,忽略了恶的影响力,让善没有应对恶的措施,善并不能保护自己不被污染,这是人性的弱点,更是儒家理想的盲点。

皇帝通过战争获得权力,而依靠儒家学者治理国家,这让儒家学者们在文化教育和信息传递中占据了优势,儒者官僚在利益的驱使下形成文官集团,并且通过以上两种权力的垄断对皇帝和政权形成控制。那些创业之主往往能看透这些,不受文人集团的控制,反之那些长在深宫里的皇帝,被教育的对仁义道德的感化力深信不疑,紧紧地依靠文人集团,那些被放大的善与被忽略的恶,让皇帝都无法理解。皇帝完全想不到,自己身边那些学识渊博、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们,会为了个人私利和小集团的利益无视法律。虽然后世对明孝宗的个人评价很高,但这评价是出于儒家的价值立场。如果看汉文帝之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宋仁宗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以及明孝宗之后的变法,就知道在儒家标准之外,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这本书不以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得失,而是以社会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清晰展现了盛世开创的制度基础、士大夫的著史心理,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

(原标题:制度如何训练出职业皇帝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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